17岁在非洲调研女权，18岁去伯克利，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

说起肯尼亚，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辽阔的大草原、狂野的动物大迁徙？是贫穷落后、疾病肆虐？是原始部落茅草房、密集的贫民窟？

十七岁时曾去过肯尼亚的我告诉你，这些答案都对，也都不尽然对。内罗毕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城市，有草原，有现代化的建筑；有在上流社会西装革履的人，也有在金字塔底层泥潭里挣扎的人。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二在读生Claire，攻读传媒和经济。三年前，我参加了非洲肯尼亚街头女性调研项目；三年后的今天，我在远行客做管培实习生。

去肯尼亚之前的我——一个“伪”女权主义者

“我是个女权主义者。” 在无数的自我介绍、面试中，我都会提这么一句。

虽然当时在咪蒙（和田园女权）的影响下，在中国谈及女权或多或少有些负面意味，但我还是无数次很自豪地如是说。

很多人接下来就会问，到底什么是女权？于是我便会在脑海中搜罗看过的几本女权相关的书，从《第二性》到《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从《使女的故事》到《一个自己的房间》，快速整合一下作者的论据之后，沾沾自喜地交上那时我很满意的一份答卷，顺带批驳一下咪蒙。

然而，当现在的我再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已经知道当时的我并不知道答案。

那时的我坚持着自己“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虽然周围的人大多以功利的标准审视这一标签，但我的意图却始终都是“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升学老师觉得我的这个“人设”很有可塑性，便劝我多做这方面的“活动”。机缘巧合之下，我了解到了中南屋，知道他们曾经做过非洲割礼相关的调研项目，于是便一腔热血地报名了非洲街头女性调研活动。好在我的爸妈很开明（他们可能也觉得我不过是喊喊口号而已），和我说出去多见世面很不错，更何况能给我的个人文书增色不少，于是让我参加了。

于是，打黄热疫苗、准备签证、兑换美金……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带着飙到很高的肾上腺素踏上非洲之行。

在这飙升的肾上腺素背后，是被当时的我忽略的，对即将踏出舒适圈的恐惧和对第三世界的无知。

放下成见，用心感受内罗毕女性的真实群像

三年前的调研经历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大部分我都还能如数家珍。在这里我挑几个对我来说很特殊的时刻分享给大家。

踏上非洲大陆，小心翼翼地过了海关，跟着大部队囫囵吞枣般逛完了“非洲之家”博物馆。直到坐在餐桌前等待吃饭的时候，我都还处于一个恍恍惚惚的状态。

“我，来到非洲了。我，马上就要走进内罗毕社区做调研了。”对于这个现实，我似乎还没能反应过来。

阿尼玛卿冰川的加速消融，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几天之后已经和肯尼亚当地人成为好朋友了

领队的张老师再次明确了一遍行程，其中包括我们的采访计划：针对街头女性与单亲母亲赋权这个议题，采访NGO负责人、在非中国企业社会目标负责人、贫民窟街头女性……老师的话音未落，一名华人在我们不远处的一桌坐下了。从谈吐气质中，我们一致判定他是个中国人。

和我同行的Anna立刻问：“我们要不要去采访那个人？” 同行的另一人说：“打扰别人吃饭不好吧？”我没有做声，心里却很是抗拒采访一个陌生人。在我思索间，Anna已经站起身、走到那个人旁边去采访了。事实证明，那个人是非洲的一个中国工厂负责人，Anna的采访获得了很多关于中国企业雇佣肯尼亚当地人的宝贵一手资料。

我默默地吃着饭，思索刚刚为什么没有勇气走上前去采访那个人。那天晚上，在准备采访问题、练习采访方式的时候，我悄悄地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之后的几天，我们去采访肯尼亚当地知名的NGO。他们有的以“教授当地女性电脑技术”为手段助力女性赋权，有的利用展出女工劳作的商业模式尝试为女性谋得一条生路，有的培训舞团让非洲街头女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我们去了专门庇护政治难民的NGO Heshima，听了一些“我看着别人杀死自己母亲”的毛骨悚然的故事；也去了非洲女性戒毒复原所，为那里的人们亲手做了一顿午餐。

在内罗毕，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

我第一次为别人下厨，第一次逼着自己吃完NGO女性学员做的看上去有点难以形容的绿豆饭，第一次以自己的视角去审视女性议题，第一次直面踏出舒适圈的恐惧。

我们一行人在肯尼亚街头漫步：我看到了只卖两美元的牛仔裤，头顶着一大篮香蕉的非洲女性，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这些画面的每一帧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超现实艺术。我拿着小小的笔记本，在阳光下努力隐藏自己的一丝惧怕，缓缓地采访我有缘碰见的每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太阳强烈，水波温柔。

▲护送我们的NGO Kazuri伙伴留下的背影

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几次深入探访内罗毕贫民窟、采访街头女性的经历。

去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Kibera的时候，我们要去五、六个街头女性的家中采访她们的生活故事——其中一个单亲妈妈Carol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我们跟随着NGO Kazuri 的伙伴在贫民窟里兜兜转转来到了她家门口。

她的家顶多只有五个平方米，一个被弃置的铁质建材被当作了大门。我们挪开了虚掩着的门，想和她打个招呼。Carol的屋子里没有灯，她抱着她的孩子坐在屋子里的床上，那张床是屋子里的四件家具之一。昏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的眼神也是空洞地直直看着门口，仿佛直接穿过了我们。

狭小的空间几乎容不下我们采访团队一行人。所有人缩成一团挤在房间里，同行的NGO伙伴说在门口等待我们。

在大多数采访的时候，我都于心不忍，因为采访过程必须把街头女性已经结痂的伤疤一个个揭开，在她们的伤口里探寻答案。可我同时也明白，或许我们别无选择，要想知道如何赋权街头女性，吸引想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大公司、或者富有的企业家来捐助，没有血淋淋的故事就打动不了他们。

▲贫民窟内被采访的女性之一

我们的采访按照事先打磨了数十次的采访问题开始了。Carol很沉默，回答问题断断续续，不超过一两句话。

她是个单亲母亲，在街头居住了十年，而这个五平米不到的地方是她现在所珍视的家。她的母亲不是她父亲唯一的妻子。她说，这在肯尼亚很常见——和我们先前在其他NGO所做的调研成果如出一辙。

虽然肯尼亚有正规的婚姻系统，但大多数弱势群体并不会走正规渠道登记结婚。他们口中的“我结婚了”，只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口头承诺。事实上，只要男方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每个月给女性四、五美元），他就可以拥有多个妻子，且是“不用负任何责任”地拥有多个妻子。Carol年轻时从父亲家暴的原生家庭中逃出来，流落在街头。她在街头为了“活着”而挣扎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出卖肉体挣够吃饭的钱。后来她遇到了前任“丈夫”，并同居了，“丈夫”在她怀孕后一走了之，杳无音讯，再也没有回过家。

“这也很常见。”Carol平静地说。之后Carol抓住一切可能赚到一些钱的机会，才勉勉强强地能支付现在住处的房租。而这个不到2000肯尼亚先令（20美元左右）的房租，她也快支付不了了。当我问到她说她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期望的时候，她说她一直在攒钱，想买一个炸薯条的机器。这种食物在当地很流行，她想在贫民窟中心开一个小店，可以让自己的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让她能交得起房租。

问题问完后，我偷偷地在Carol床头的枕头下塞了500肯尼亚先令。我希望她的炸薯条事业能够早些起步、蒸蒸日上，这样她和她的孩子可以早一点离开那个五平方米不到的家。采访结束后，NGO工作人员护送我们离开贫民窟时，Carol背着她的孩子，也默默地跟在了后面。

我们在贫民窟与市区的交界处等车的时候，Carol凑到我旁边，用蹩脚的英语悄悄和我说，“谢谢你，我应该能够买得起炸薯条的机器了。我之前几个月攒下的钱，加上你留在我枕头底下的，再努力一下，我就能够买得起了。下周我就想在中心区那里开一家小的卖炸物的店，应该能赚不少钱。谢谢你。”她眼睛亮亮的。

▲在Kibera的一行人 不少被采访过的女性送我们出来

其实她说了很多，但是我只听懂了这么多、也只记住了这么多。那天Carol看上去很开心，我也为她感到开心，自己心里却五味杂陈。500肯尼亚先令相当于5美元，5美元就可以为一个在内罗毕贫民窟居住了数年的单亲女性创造一个契机。

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包括同行的导师也不知道，但我却默默地记了很久。我希望那个扎着头巾、背着孩子、身高还没有我高的非洲女性，已经搬离了那个没有门的落脚处。

每一天，类似这样的故事我能听到将近十个。每听到一个我就心痛一次，整理采访资料的时候再阵痛一次。我曾经口中呐喊的“女性不平等的待遇”是多么的乌托邦、多么浅薄，当还有女性在世界上为了生存遭受如此磨难的时候，我那些从书本里看来的“女权主义”似乎看起来有一些可笑。

为期两周的调研时间如白驹过隙般飞一样的过去了。我拎着巨大的行李箱，在临走之前最后看了一眼我在内罗毕两周的时间里住的地方，和我窝着写了几十个小时调研文章的那张床。我和我搭档的文章雏形在被黄老师推翻勒令重写数次后，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住了脚跟，无需再做大篇幅的修改。可当时我心里不是终于能摆脱爆肝生活的喜悦，而是觉得，“啊，好像真的要结束了”，心中怅然若失。

伯克利求学之路

归国之后的几天里，我连做梦都是在准备采访问题、整理采访资料、顺带还被黄老师骂一下。文章发表在The China Africa Project的那天，我几乎给微信里所有的朋友都推了一遍。

三年前颇为枯燥的学习生活我大多都已记不确切了，依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我的高中请我在每周一的Morning Celebration（我姑且译为年级大会）上让我分享关于非洲之行的点滴。

言语之间，不论是副校长还是同学，都对我去非洲一事啧啧称奇，仿佛我做了什么猎奇的大事。我当时心里想，非洲没有刻板印象里的那么野蛮、日照没有那么强烈，非洲人和我们一样，都是在一个环境里努力生活的人罢了，只要你们想去了解、想去做出改变，你们同样也可以。

我和非洲的缘分虽然短暂地结束了，但是我个人的思考却没有终止。我想打破当时（现在也是）的“不可说”的氛围，把女权主义摊开，“出格地”、“激烈地”、撕开所有或朦胧或丑陋的面纱、细细地讨论一下。因此，我作为首发者举办的TEDxTalk “Minority Report”诞生了。虽然在高中举办TEDx和多方利害关系挂钩，但我的初心是邀请校外各界各国的演讲者探讨女权、中国女权。

▲2018 TEDxQDHS “Minority Report”现场 

光阴似箭，在我所有留学申请材料都递交完毕后（还要感谢黄老师给我写的推荐信），好消息接踵而至。

我拿到了康奈尔和芝加哥大学的面试邀约。升学指导老师在给我进行模拟抗压面试时，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我所知，中国自己关于女性平权方面就做的有所欠缺，不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去非洲进行女性赋权项目呢？” 一瞬间我的脑海里闪过数个答案，国际关系、多元文化、女性赋权概论等等等等，但我最终没有选择这些高明又政治正确的答案，而是选择用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道：“我觉得中国和非洲是两个发展进程不同的国家。如果100分是达到发达国家的分数，那么中国可能走到了90，非洲可能在只30左右。作为都由父系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统治过的国家，以我们走到90分的、经济大国的视角来看待肯尼亚女性平权所面临的难题，答案会不会更加明了一些？比如说他们名存实亡的婚姻系统，这个系统不完善的原因是否和肯尼亚经济相挂钩？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出答案的问题。相反，了解了肯尼亚女性的生存境况之后，我们能否对中国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也做一些反思？”

虽然这个答案不是完美的（例如非洲不是一个国家），但的确是我从肯尼亚回来的切肤体会。在我看来，一个地方女性平权之路必定和当地的经济状况或多或少有一些联系。

▲Claire 参与的10千米慈善跑｜图源：Claire

在收到的众多offer里，我最终选择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马丁路德金最后演讲的地方，Free Speech Movement 起源的地方，一个在Trump反对外来留学生时公开表示欢迎各国留学生、 “Berkeley Stands Against Hate”的地方。

虽然不是没有被所谓的在排名上更好的学校录取，身边朋友也都劝我再等等那几所常春藤的waitlist, 我却坚定地认为这个在平权、商科等众多方面多有建树的大学，就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虽然告别中南屋两年，但是非洲之行的经历一直在影响着我，我开始更多关注于“我”如何能做出改变。

▲Claire参与设计Marketing Lead创办的SVES峰会的视觉展板（SVES是一个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改变教育的峰会。Minerva Project、Google For Education等嘉宾参与峰会）

要说现在我有什么后悔的话，大概是惋惜当年的自己胆小又拘谨，没有把感知的触角伸展开、好好体悟内罗毕的一切，又嫌自己长得丑没留下多少照片。

不过也好，留一个念想，等待我重回非洲的那个时刻。

Once Africa, Always Africa.